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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儒家文化和资本主义会不会和谐”的问题,是学术界争论甚多的对象之一。它出自于MaxWeber对“宗敎倫理与资本主义关係”的假设.即基督敎倫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始发机构(Starting Mechanism)”;而儒家倫理则无法产生资本主义,无法创建现代工业化的格局,儒家传统有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Weber的倫理观,特别是他对儒家倫理之有害经济发展的假设受到了现实的巨大挑战,即东亚地区几个社会惊人的经济发展。关心经济发展的多数学者,甚至将东亚诸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成就归因于儒家文化。日本、韩国、中国、新加坡等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的现象,使我们能了解“儒家倫理和资本主义的关係不是排他性的”情况。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硏究西方的基督敎资本主义与东亚的儒家资本主义的差异、西方与东亚接受资本主义方式的差异,以及东亚儒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局限性。儒家文化諸國接受資本主義的方式. 那共通的現象是由國家官僚而引進的. 所以,儒家文化國家資本主義的作動方式, 比西歐諸國資本主義, 完全不一樣.西歐的資本主義,是崩壞封建的土地貴族統治秩序的障碍物而成長的産物. 而且那新資本家, 爲了跟封建貴族階級鬪爭而勝利, 或者穩定它們自己的地位, 須要新的社會制度-對抗貴族階級而建設公民社會. 可是, 儒家國家的資本主義, 是因爲由統治階級接受的産物, 沒有鬪爭的對象, 所以不須要爲了鬪爭而勝利的特別的社會制度. 儒家資本主義的逆動性,以國家容易介入市場爲前提,那介入方式有兩種:一是國家官僚的政策判斷壓倒於企業主的決策;二是學緣ㆍ血緣ㆍ地緣等關係(nepotism)優先於市場經濟原理.這兩種介入方式.應該違背以自由競爭爲主的西歐資本主義的根本原理.雖在最近30餘年間,全世界將儒家資本主義評價爲最成功的資本主義. 但是, 儒家的資本主義必須克服自體的矛盾和界限而成就以市民(公民)社會爲主的合理性的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