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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结合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脉络,研究两大保守主义流派梁漱溟和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应对。在社会处于大转变期的1895年~1920年,随着新知识分子集团的出现,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文通过两大保守主义流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应对,分析和比较这两种保守主义的性质。1900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以留日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他们为改变所处环境而开展集体行动,并由此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此外,在这一时期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政治、文化危机的根源——帝制,但由于军阀割据,共和制未能在中国落籍。对于在这种客观背景下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梁漱溟派和学衡派的应对明显不同,很难用“五四保守主义”一词来泛指。学衡派的保守主义在他们标榜的人文主义上显凸现其性质。他们将人文主义等同于传统和古典。在当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空前变化、人文基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该学派的应对不能说是符合时宜的。因此对于人们评价学衡派的研究和思索与克服西方20世纪科学万能的神话而出现的人本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学派相呼应,成为人们自我认识和自我反省的契机,我无法认同。由于他们固执地坚持这种人文主义,有意无意地拒绝了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欲实现的知识的公共性和大众性。学衡派试图借助于美国新人文主义的权威,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权利。从学衡派的应对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近代性本身的抵触,而不是对近代性的洞察。相反,梁漱溟派是在认可新文化运动所反映的历史大潮流的前提下,在传统上坚持了保守主义,因此才能够与激进派沟通,并制定出长期的构想。其保守主义对于趋向于回归过去的现如今的中国保守主义,应被视作是新鲜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