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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梁启超)在标榜“中西并重”的同时, 建立了包含文学科在内的10个学科的知识体制。在这里, 文学的含义是被置于中西的交接点, 或者说是折中地带的。文学是一个动摇于词章与外国语(文)之间的概念。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以日本的学制为样本, 将学问区分为“政治科, 文学科, 格致科, 农业科, 商务科, 医术科”等七个分科。在文学科中包含了“经学, 史学, 理学, 掌故学”。因此, 这里的文学是与中(国)学类似的概念。1904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又将文学科分为经学科和文学科。文学科由“中国史学, 万国失学, 中外地理学, 中国文学, 英国文学, 法国文学, 日本文学”等构成。在这里“中国文学“第一次作为独立的知识而登场。而其内容也与传统词章(学)一致。在这种脉络下, 也就构成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就这样伴随着“中国文学”这一知识在大学制度中基础的奠定, 文学的含义逐渐与词章学对峙, 并逐渐变得明确起来。因这其中包含了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构造, 之后应该如何规定“中国文学”内涵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焦点。围绕与系统指向相悖的传统文论认识方法的论争的爆发也正是源于此。经过之后的新文化运动, 以胡适等北京大学教授阵容为中心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制度并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