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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建省時期(1886~1891)劉銘傳之財源確保努力與對外交涉 ― 以釐金改革與樟腦專賣爲中心 ―文明基作爲中法戰爭的善後措施,從光緖11(1885)年開始的臺灣新政,由於是在洋務運動時期進行的,因而被理解成爲洋務運動的一環。但是,與其他的洋務事業不同的是,臺灣新政包含著提高臺灣戰略性位置的行政體系的改編,具有在‘建省’同時推進的特徵。包括近代防禦體系的樹立與巡撫權力的誕生,以及府縣的增設等大規模行政組織的改編,因此理所當然帶來了與之前‘臺灣道’體系不能相比較的財政需求,而實際上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援却微不足道。因此,爲了確保暢通的財政,不得不向臺灣紳士階層提出政治和經濟上的協助。中法戰爭之後,淸朝的財政狀況仍然沒有任何改善。淸朝中央因爲中法戰爭所帶來的衝擊,決定建立臺灣省,但仍然消極的對待財政上的支援,這就導致了首任巡撫劉銘傳不得不採取‘以臺灣之財,供臺灣之用’的政策。但是,爲了調配持續性大規模的財政,就不可避免的要調整臺灣社會內部各種經濟利害關係,因此臺灣新政成敗的關鍵,就是如何調整由於急劇膨脹的財政需要引起的社會緊張矛盾關係。此時期登場的重要社會階層就是保留著地方勢力的當地紳士階層。因此,首任巡撫劉銘傳如何與當地紳士結交,且如何解決已經充分預測到的摩擦,這些問題不僅僅爲了財政的順利調配,更關鍵的是爲了解決國家權力如何在臺灣地區社會的‘軟著陸’。 無論如何,由淸朝決定的建省事業已經正式的著手了,臺灣新政能否成功的關鍵都取決於財政調配的成敗。本文試圖通過釐金改革與樟腦專賣之分析, 主張巡撫權力財政調配之能力也是一部分取決於國家權力之外交力量。但兩個財源確保措施, 有共通點, 也有差異點。兩個財政措施都面臨了洋商與列强外交官之反對與抗議, 但釐金改革比較成功地持續下去, 反而樟腦專賣不得不中道而廢。兩個財政措施有不同結果的原因在裡? 百貨釐金改徵問題, 起先是局限於臺灣的地方性的問題, 不過與列强外交團討價還價的過程當中, 這問題變成全國性的問題, 所以淸朝中央政府也不能忽視‘臺灣府城口’解釋上的問題。結果, 淸朝中央與總理衙門對臺灣之釐金改革, 持著比較主動的態度處理。反過來, 樟腦專賣基本上是局限於臺灣的地方性的問題, 還有同治年間締結的所謂‘樟腦條約’明顯地弱化淸朝中央對列强外交團的外交協商能力。這兩個財政改革結果之不同, 不是因爲臺灣巡撫權力對兩個措施不同的對應, 是因爲問題本身性質之不同而淸朝中央對兩個問題的反應不一樣。1895年臺灣總督府接收臺灣之後, 面臨了與臺灣巡撫權力同樣的財政問題, 所以也强行樟腦專賣。但明治政府對樟腦專賣問題之態度與措施, 與淸朝中央相反的。已經了解樟腦對臺灣財政的潛在貢獻, 還有沒有像‘樟腦條約’這樣的外交上之負擔, 所以成功地克服外交上之劣勢而貫徹樟腦專賣。建省時期臺灣巡撫權力所推行的兩個財政政策之不同命運告訴我們, 地方權力運用政策之範圍與界限, 是相當部分取決於國家權力之(特別是對外交問題的)意志和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