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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从系谱学的角度对东北工程的理论依据是在何时形成的以及如何形成的进行了探讨。探讨的结果证明: 在清末 ― 民国时期对史地学中的边疆民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论和东北地政学是东北工程的理论依据。 边疆研究最初是同边疆少数民族研究相结合进而发展成为边疆民族研究的。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反帝斗争的需要而把继承了清帝国领土的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规定为中华民族并使他们的大团结成为绝对化。中华民族论的基本构造是在日俄战争到5·4运动期间依据梁启超的言论形成的, 并逐渐被赋予了历史的正当化。他主张以帝国政策把蒙、回、藏等诸民族结合成大民族即中华民族, 并使其向大民族主义发展。根据这种理论, 他在1922年把高句丽和渤海看成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这样就可以看成是东北工程的理论依据在这里已经被揭示出来了。几乎在同一时期孙文也提出了相似的中华民族论, 这两个人的理论被以毛泽东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两党的中华民族论所继承。他们的中华民族论所共有的基本构造:第一是帝国指向的膨胀性国家主义;第二是反帝的民族主义, 也就是说把反帝斗争的主体只限定在大民族即中华民族的理论被视为理所当然。于是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和民族主义就自然被否定了。 梁启超、孙文和毛泽东同蒋介石把‘少数民族’看成是中华民族的支族进而认为中国是单一民族国家的理论相反, 他们是在承认少数民族的基础上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然而即使是这样, 这种多元性也不过是服从于政治一体性的文化层次范围。以在中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是一个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的理论来看的话, 就只能把高句丽看成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 而把高句丽的历史看成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了。虽然也曾经出现过把这种中华民族论批判为中华帝国主义的见解, 但最终被埋没在了中华民族和中华国家危机加深的抗日战争和冷战的过程中。 如果把边疆民族的整体都划入清帝国的版图之内的帝国指向性的中华民族论说成是东北工程理论依据的本体和一般理论的话, 那么就可以把东北边疆即中国国防生命线的东北地政学称为它的枝节和特殊理论了。